写了个文,是散文,还没写完,没法开贴先暂时用这个。
最后的夜晚
我以为自己永远不会忘记那段时间,那段生命中最为美丽的风景。可却不想此后我所经历的每一件事都在逐渐的消淡那段记忆,时光磨洗,我也有些记不清了。如今我只要再回忆一次,每一次都让我倍感幸福。
父亲得病,是很久以前了。
最早的时候他的腿上长了软组织肉瘤,此后便变得一发的不可收拾——他那一整条腿都长满了肿瘤。他的腿还在的时候动过三次手术,分别取出来了三颗肿瘤,但多次的手术仍然无法抑制癌细胞的扩散,后来他的一整条腿都布满了肿瘤。
母亲带着他去了上海治疗,花着大量的金钱,而康复却遥遥无期。
那时,他每次走路都只能一次又一次的用髋部摇动那条腿,甩出去,搭在地上,之后另一条腿再跳过去,吃力的行走。
白色的病房,同样也长住着很多患者,他们兴许是朝气蓬勃的,或是暮年残烛,却无论如何都断不了生的希望。为什么?是舍不得别人,或是别人舍不得他们。所以他们都在拼死的挣扎,谁不知癌症究竟是怎样的病?那东西,永远不会好。
病房早已经住不下人,不少患者推着病床住在走廊,他们的陪护者就打着地铺日以继夜相陪。
最开始来的时候,父亲和母亲也是睡在外面的。后来治的时间久了,人也来来回回换了一些,他们自然也就住进了病房里。
每当中午的时候,各种食物的味道杂驳在一起,混合成令人作呕的气味。每个人都得在这样的环境下活着。楼梯间里挂满了刚刚洗完的衣裳,人们只能如此。
一次次的放疗也逐渐的摧残着人的精神,父亲他总躺在病床上,和其他的老的少的病人,谈笑风生。他总是这样,和谁都能谈到一起。
后来啊,那些个病客来了又去,一些好了,一些走了,一些放弃了治疗,或是因为没钱,或是因为没有了希望。总归是如此的。
父亲的病还是不见好,他的腿还是长满了一个又一个的大包,每一个都有手掌那么大,黑紫色的皮肤包着那些显而易见的瘤子,还有几条青紫色的疤痕,那是手过术后留下的缝合线。
每一次走到走廊里,能看见很多不同的人,有几个腮上有大大的凹陷,还有几个散发着淡淡恶臭的人。有一个总是坐在走廊的病床上的一个老人,他头上只有一层短短的却又凌乱不堪、半黑半白的发茬,每天都眼神空洞的穿着睡衣望着黄色的地板。他黝黑的脸上布满深刻的条纹,憔悴的像一盏枯油的旧灯。他身上有一股十分浓烈的气味,很难闻,每一次闻过后我都有些反胃,于是久而久之的我就绕着他走。
每天护士都要来给父亲挂上几个吊瓶,日复一日的,偶尔还要进一楼的一个房间里做放疗,我便和母亲在一旁等着。
一段时间了,他的腿看起来没有什么变化。
后来,他和母亲又挂了号去就诊。
医生问他,保腿还是保命?
那天的晚上,母亲坐在台阶上大哭了一场,父亲就在一旁。
母亲对父亲说,为了我,他必须得活着。
再次见到他们,父亲似乎没有什么变化,只是后来我去他的屋子里,看见了一个裹着黑色裤子的腿,肉色的硬壳,灰银色的金属肢干,我一时有些没反应过来。
那天晚上,父亲跟我谈了很多,我记不清都说了些什么,似乎有些严肃,似乎有些温和。
父亲他截肢了,此后每一天他都很是憔悴,时不时面目狰狞的呻吟几句,他说他“幻肢”了。
一段时间,他都睡不好觉,每一天晚上他都幻肢。他跟我讲,那是一种好像电击和针扎一样钻心的疼。
又过去了几年太平的生活,父亲似乎暴躁了一些,或许没变,我记不清在那以前他的性格了,那时我还小,才刚上小学没多久。
突然他连续好多天都近乎疯狂的咳嗽,母亲意识到有些不对,于是带父亲去医院复查。
医生说,暂时无法确定是什么病,也许是真菌感染,或者肺里长了一些结块,也可能是癌症转移。
那段时间里,母亲和父亲总是在医院,我希望的是那只是一些别的什么,而不要是肺癌。
天机弄人,那确确实实是转移肺癌。
癌症一旦转移,就是晚期,于是父亲又满世界的治病。
直到有一天,父母回来了,说要带我去湖南。
我有些高兴,因为他们还说,要去海南。自从很小的时候父亲自驾游带着全家去过一次后,海南离我就十分的陌生,直至那时,海南于我的印象也只剩下一个“三亚”和“海鲜”了。
到了湖南,我每天都在医院陪着父亲。
那里是个好的地方,每天晚上远远的能望见市区的那一边是灯火通明的灿烂。
父亲出院的前一天,我和母亲打车去市区那边玩了一圈。
我们去了一次岳麓山,出来后租了两台共享单车。于是我和母亲骑过了半个城市,在那条大江上的桥上,并着日落,那一场盛梦,如今与我有一些虚幻了,但是那淡红色的清浅日落,一个城市的剪影投在脑海中。
风很大,那一场满是幸福。
此后,我们还去了商场,逛过了几个夜市,最后坐着出租车,在一条大桥上看着身后的繁花灯火,闪烁着消黯。
过了桥,再转上几个弯,就回到了那个肿瘤医院旁的酒店。
父亲责备母亲回来的太晚耽误了学习。
隔了一天,我们就登上了去往海南的飞机。
暂时还没写完,很长的